1946年6月26日，子冲破了国民党30万军队的重重包围，成功跨过了平汉路，向西方突围而去。

蒋介石获悉我军主要力量朝西方向突围的消息后，立刻命令刘峙迅速调整策略，加紧步伐进行追击。

刘峙揣测我军或许会在桐柏山区扎下根来，于是连忙调动七个军的兵力，并在空军的协助下火速赶路，妄想着再次将我军包围，在天河口和商城周边一带将其一举歼灭。

因为我军行动迅速敏捷，不等敌人赶到预设的包围圈，我们早已深入鄂豫交界的随县和枣阳一带，把敌军远远抛诸脑后，从而使得敌人想要围歼我们的计划再次落空。

当我们的中原部队主力抵达鄂豫边境后，遵照党中央的新指示，再次进行了战略调整：

王树声带领的第一纵队踏上了独自征程，朝着鄂西北方向进发；而李先念和王震则继续指挥第二纵队、三五九旅、干部旅以及军区的主要部门，他们一同向陕南地区挺进。

两支队伍互相策应，打算持续拖住敌军，以协助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顺利推进。

新的命令发布之后，李先念和王震亲自指挥前往陕南的队伍，迅速跨越了汉水地带的唐河与白河，成功甩开了刘峙的紧追不舍。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对刘峙大发雷霆，指责他无能，并严厉命令刘峙必须继续追赶敌人。同时，他火速命令胡宗南马上派兵前往鄂豫陕三地交界的荆紫关区域进行拦截，以确保我军无法进入陕西南部。

蒋介石对我军中原主力紧追不放，主要是因为他十分担心，一旦我军进入陕南地区，就会持续对他的战略大后方构成威胁。

所以，就算我们中原的主力部队进行了战略撤退，他仍旧把这支队伍看作是最大的隐患。

7月11日，三五九旅作为先锋队伍，推进到河南与陕西交界的淅川地带时，出乎意料地与胡宗南派来阻拦的军队碰了面。

李先念和王震未曾料到胡宗南行动如此神速，于是立刻做出决定，要抢占淅川西北那座地势险要的荆紫关，同时寻找机会拿下淅川县城，好尽快打通前往陕南的道路，力求早点进入陕南的秦岭山区。

王震为了直接领导前卫部队的作战，离开了军区机关，仅带了二十多名警卫战士，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出其不意地在淅川城南马蹬一带，现身在了第三五九旅的最前线阵地上。

由于三五九旅在突围行动开始前，一直担任着中原军区北线的警戒任务，因此指战员们已经许久未能与他们的老首长相见。

王震冷不丁出现在大家眼前，大家瞬间就把他团团围住，开心得一时间语无伦次。

王震宣布道：“先念同志派我回来，与大家并肩作战，从今往后，我就和大家在一起了。”王震的话语给大家注入了满满的胜利信念，每个人都兴奋得欢呼起来。

王震抵达的消息迅速在整个旅队中传开，战士们根据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个个满怀信心地表示：

有王胡子在，我们无所畏惧。做王胡子的手下虽然辛苦，但只要他带队，胜利就指日可待！……

王震迅速联络上了郭鹏和王恩茂，从他们那里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和部队的现状。他果断决定，首要任务是击退拦截的敌军，紧接着要抢占荆紫关，并瞅准时机拿下淅川县城，好为后续的部队打通前往陕南的道路。

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我军充分利用擅长夜战的特点，让敌人迅速败下阵来，队伍乱作一团。紧接着，我军抓住时机继续追击，收获了大量战利品。

王震指派副旅长徐国贤带领第七一七团去攻占淅川县，同时，他命令参谋长贺盛桂指挥第七一八团迅速占领荆紫关，而第七一九团的任务则是保护旅部直属单位、干部旅，并迎接军区领导机关的抵达。

接到命令后，王震和郭鹏、王恩茂立刻前往前线指挥所，他们率先发起了攻占淅川的行动。

淅川坐落在豫陕交界的重要位置，是那一带的重要城镇。城里防守的是地主武装头子别廷芳的亲信部队，他们已经占据了豫西南二十多年。城墙十分牢固，防守得滴水不漏，外围的壕沟宽达数米，水深得能淹没人的头顶。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我方仍未能够拿下这座城。

与此同时，第七一八团在前往荆紫关的路上与敌人不期而遇，他们得知胡宗南的军队已经捷足先登，占领了荆紫关，并且其前锋部队正沿着丹江一路向南，朝着淅川的方向逼近。

另外，刘峙麾下的追兵也在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和胡宗南的部队一起，将我军包围在丹江东岸。

王震察觉到局势紧迫，连忙联系李先念，提议调整原有计划，火速渡过丹江，随后转向丹江西岸的鲍峪岭区域进入陕南地区，这样能避免腹背受敌，重演被敌军包围的困境。

李先念当下就采纳了王震的提议，还叮嘱他亲自在附近指挥前卫部队，赶紧过江。

王震和郭鹏、王恩茂等人一起商讨计划，最终决定先让第七一七团和七一八团率先过江，为整个部队的渡江行动打头阵，铺平道路。而第七一九团则暂时负责监视淅川的敌军动向，等到全军都成功渡江后，他们再和旅直属部队以及干部旅一起，最后完成渡江任务。

7月14日晚上，战士们勇敢地横渡丹江。丹江的宽度达到了50米，加上近日连绵不绝的大雨，引发了山洪，江水迅速上涨，水流既深又急。江面上既没有桥可以通行，也没有船只可供摆渡，想要徒步涉水或是游泳过江都极为艰难。

此刻，敌军再度穷追不舍，情况万分紧急，唯有在明天天亮之前全部渡过江去，方能逃离敌军的包围。

那天晚上，全体部队顶着倾盆大雨迅速集合，展开了渡江前的动员大会。战士们连忙解开绑腿，将它们拧在一起，变成一条条长长的布绳子，并将其中一端牢牢绑在江边的石块上。

王震心急似火，为了抢时间、鼓士气，他迅速脱下上衣，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大声喊道：“战友们，跟我冲！”随后毫不犹豫地跃入汹涌的急流，第一个带头游了过去。

王恩茂急不可耐，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进了水里，紧随在王震身旁。战士们一个个抢着往前冲，不顾一切地跳入江中，奋力强渡。

司令员等领导一马当先，如同锋利的矛头，直刺丹江对岸；众多英勇战士紧跟其后，与江水奋力搏斗，以势不可挡的力量穿越激流。

乌黑的夜幕下，大雨倾盆而下，江水汹涌澎湃，英勇的战士们毫不畏惧，共同构筑了一幅难得一见的横渡江河的壮丽景象。

在第七一九团后卫部队渡江之际，水流变得愈发汹涌，牵引的绳索被猛然扯断，导致部分同志不幸被急流卷走。

天刚蒙蒙亮，全军成功跨越了丹江，踏上了前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鲍峪岭。

鲍峪岭作为秦岭的一条分支山脉，蜿蜒伸展数十里，群山连绵不绝，悬崖峭壁随处可见，地形极为险峻。若我能迅速占领这片山区地带，就能依托这些险要地势进行防守，从而轻松进入陕西南部。

然而，刘峙和胡宗南察觉到我军的行动后，迅速调动十个师的庞大兵力，一方面在前面拦截，一方面在后面紧追不舍。在还没抵达鲍峪岭之前，我军就与敌军不期而遇，结果被敌军困在了鲍峪岭的东部地带，无奈之下，只能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王震带领的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遭遇了敌人的分割，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冲在最前面的第一梯队，包括第七一七团和七一八团，迅速打破了敌人的拦截，继续向前挺进。

第二梯队的旅直属部队、干部旅以及第七一九团，被甩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面，变成了一支毫无支援的队伍。

和王震一同行进在第二梯队的他，心中充满了担忧。但他所担忧的并非第七一九团，因为他坚信，这支久经考验的英雄部队，完全有能力应对当前这严峻的情形。

让他感到担忧的主要是干部旅，这支部队表面上被称作第十四旅，是为了让敌人摸不清底细，而实际上它是由随行干部组成的大队。

这一千多位干部组成的队伍，人数上已经超出了第七一九团，给战斗部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然而，这些干部都是党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必须想尽办法确保他们的安危。

王震带领队伍边打边撤，努力不和敌人过多纠缠，争取早点和第一梯队碰头，好从危险中脱身。

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减缓了部队的行进速度，等部队好不容易靠近鲍峪岭区域时，不料又与敌军不期而遇。

王震立刻下令，让第七一九团的副团长颜龙斌带领第二营，迅速占领和鲍峪岭相接的玉皇山制高点，打算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屏障，好让部队能够顺利推进。

颜龙斌体格健壮，打仗时十分勇敢，被人称为“勇猛的李逵”。一接到指令，他马上带着第二营向玉皇山高地发起冲锋。玉皇山地势险峻，高耸陡峭，早已落入敌人之手。

猛烈的炮火让二营在半山腰上停滞不前。见状，颜龙斌和营长陈桂林决定改变策略，命令第四连在正面进行佯装攻击，而主力五连和六连则从山的左右两侧悄悄包抄过去，准备从两翼向山顶发起进攻。

他们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前线阵地，可当想要趁势继续推进时，察觉到山顶的古庙中隐匿着至少一个营的敌军。于是，他们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紧接着，三个连队一同发起了冲锋。

由于敌人占据高地，二营连续三次发起进攻都未能成功，损失惨重。加之周围山头上布满了敌军，即便攻占了这块地方，大部队也难以通行。

王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二营暂时盯住敌人，让他们下午1点开始撤离。不过，得留下一个连，采用分散的队形向敌人发起假攻击，一直拖到2点再撤退。

下达指令后，王震安排了一小部分部队作为警戒，负责迎接第二营，同时指挥剩下的队伍沿着玉皇山的边缘，继续朝鲍峪岭的方向前进。

两点过后，第二营全体人员离开了玉皇山阵地，并迅速与大部队汇合。当天色渐渐暗下来，走在前面的第一营和殿后的第三营都碰到了敌人，而位于中间的大部队也遭到了敌人的侧面攻击。

王震察觉到我军再次被敌军包围，他迅速做出决定，立刻指示第一营和第三营必须全力击退碰上的敌人，同时命令旅直属部队和干部旅就地躲藏起来。

接着，颜龙斌被指派带领第二营迅速占领路边的一座山峰，以便为军队的突围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

第二营向敌军发动进攻后，他迅速召集了旅直属部队和干部旅的成员，进行了紧急的鼓舞动员，号召所有非直接参战的人员整合起来，随时准备加入到战斗中。

颜龙斌带着第二营快速占领了路边的高坡。可刚站稳脚跟，就遭遇了敌人好几倍的兵力猛烈进攻。

他冷静地部署了三个连队对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其中，冲在最前头的第五连，在连长贾书经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敌人的阵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近身搏斗。

在响亮的进攻号角中，第四连与六连的战士们猛地冲进敌军之中，立即展开了白热化的近身搏斗。

突然间，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在贾书经身旁的山岩上炸开，他的头受了伤，鲜血淌满脸颊，但他毫不畏惧，继续勇猛地向敌人冲去。

在冲向敌军阵地最前线的过程中，他的双臂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穿透了。

他拒绝了战士背他撤离的好意，坚守在战斗岗位上。连长这样的英勇举动激励着战士们，他们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奋勇地向敌人冲去，硬是把敌人逼退到了后方的山梁上。

第四连和第六连的战士们也勇敢地冲向敌人，猛烈攻击，最终将顽固的敌军打败，为下山开辟出了一条通道。

此时，第七一九团的第一营和第三营打头阵，第二营随后跟进，而旅直属部队和干部旅则位于中间，他们沿着竹扒沟奋力突围，成功摆脱了顽军的围堵。夜幕降临后，队伍抵达了贺家庄和王家店一带。

这时候，李先念带领的中原部队主力，在鲍峪岭东南一带和敌人打得火热，结果被挡在了荆紫关到廊县的大路东边。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成功穿越了敌人设置的严密防线，继续朝着西北方向迈进。每一步前行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

第三五九旅成功在鲍峪岭突出重围后，顽固的敌军误以为我军遭受了重创，还错误地揣测我中原军区的指挥机关依然跟随着第三五九旅，认定我们已成为一支孤立无援的队伍。

胡宗南非常担心我军会在陕南站稳脚跟，并与陕甘宁边区互相配合，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他进行夹击。因此，他火速命令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必须掌控住这一区域里所有连通南北的道路。

刘峙麾下的追击队伍，包括第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和第十军等几支部队，正奋力向西疾驰，紧追不舍。

敌军占据了所有的山间要道，再次对我军构筑了严密的包围，打算在连绵起伏的山脉里将我们一网打尽。

于是，王震带着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始终没能与李先念所率的队伍碰头，只能独自在陕南地区辗转作战。

7月18日，王震指示第七一七团迅速占领竹林关，同时要求第七一八团攻占山阳县。

行进途中，第七一八团在妖魔洞遭遇了顽军第一师的猛烈攻击。随后，部队得知山阳县和竹林关已经落入顽军之手，于是迅速调整策略，决定转向板岩镇以西继续行进。

20号下午，我们前卫第七一九团抵达了狗头坪。没想到，顽军第一师的第一团已经抢先一步，占据了狗头坪的后山位置，阻挡了我军的行进路线。

战役才刚刚打响，团长吴刚就不幸英勇献身，随后颜龙斌被任命为代理团长。颜龙斌强忍着内心的巨大哀伤，大声喊着要为团长复仇的口号，指挥队伍从东边发起冲锋，成功消灭敌军一个连队。

战况十分惨烈，颜龙斌在拼杀中右臂受了重伤，无法再使用，参谋长朱佐夫挺身而出，带领队伍持续冲锋，却不幸被子弹击中，英勇捐躯。

政委蒋洪钧满心悲愤地带领着部队勇猛冲锋，最终成功占领了敌军的阵地，开辟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不幸的是，蒋洪钧政委在这场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王震让何家产担任了第七一九团的团长，龙炳初则成了团政委。经过一场激战，虽然我们在狗头坪成功打破了顽军第一师的阻拦，但敌人的威胁却越来越大。

战士们顶着极端的饥饿与疲惫，历经两天一夜的冒雨跋涉，行进了一百多里路，一路沿着漫川关到洛峪街、高真店的大道疾行，突破了敌军的一次次拦截。

在狗头坪的激战中，王震得知吴刚不幸阵亡、颜龙斌的右臂受了重伤的消息后，他立刻安排专人去妥善安葬吴刚，并且指令旅部的卫生部长潘世征亲自奔赴前线，为颜龙斌进行紧急救治。

潘世征小心地拆开了简单包扎的伤口，发现颜龙斌的右臂骨头已经断了，而且伤口周围还出现了感染，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进行截肢手术，但问题是，他们手头根本没有麻醉药。

颜龙斌以关羽刮骨疗毒的英勇事迹激励自己，对潘世征说不用担心他的承受能力，尽管放手进行手术。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配合完成了手术。潘世征为他截去了右臂，随后吩咐战士们抬来一担架以备使用。

颜龙斌考虑到战士们已经累得不行，硬是不肯坐上担架。他凭借着超乎寻常的坚强决心和顽强毅力，依然带领队伍前进。

24号那天，我军到达僧道馆后，立刻就碰到了紧追不舍的敌军的袭击，我们第七一九团马上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颜龙斌得知消息后，立刻勇敢地带领部队进行反扑，经过几十分钟的激烈战斗，成功地把顽固的敌军打败了。

然而，颜龙斌因伤势过重不得不接受截肢，之后连绵的雨水使他的伤口被泥土沾污并日渐恶化，最终他英勇离世。战友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将他安葬在了郁郁葱葱的山林深处。

7月25日，当部队抵达山阳县的长沟口、土地岭以及三宫殿一带时，再次被敌军紧紧包围。

敌人接连吃了败仗后，这次竟然出动了七个师，总共八万多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猛扑过来，攻势异常猛烈。

碰到这种局面，王震心里很是担忧。他之所以担忧，一方面是因为敌人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军持续行军打仗，伤亡惨重，人员不断减少。

然而，他并未因此陷入迟疑，当即召集了一次紧急集会，指令部队必须挑选隐蔽性好的路线，誓要打破敌人的围困。

王震又一次提及了毛泽东在6月23日电报里提到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关键在于胜利”，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标语，激励大家坚定取得胜利的信念和决心。

他觉得，在面对敌我双方兵力差距极大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破坏敌人的布局，这极为关键。

因此，他下令第七一七团快速绕到敌军后方，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的突袭，紧接着让第七一八团从正面发起冲锋，为全军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按照这次安排，第七一七团采取了极其隐秘的行动，悄悄地在敌人防线的空隙中穿梭，迅速绕到了敌人的后方，紧接着就对敌人展开了猛烈的突袭。

敌人在毫无防备之际慌忙迎战，很快便乱了方寸。第七一八团瞅准时机，从正面猛烈发起冲锋，让敌人不断后退。战斗持续到黄昏，双方最终形成了暂时的对峙状态。

王震打算在夜里进行突围，但具体的逃跑路线还不清楚。他吩咐侦察兵继续探路，并且让指战员们赶紧休息，好让大家在突围时都能精力充沛。

安排妥当后，他先在杂草丛中躺下，不一会儿便沉入了梦乡。过了大约20分钟，他醒来听取侦察人员的汇报：周围的山岭，要么是陡峭的悬崖，要么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根本没有通行的道路。

众人听后心急如焚，纷纷议论起来。见到这场景，王震显得格外冷静，他沉稳地说：

上天总会给人留条活路。路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这世界上的哪条道路不是人们一步步走出来的呢？那些从未有人涉足的地方，往往也是敌人最不会留意的地方，我们就该挑这样的地点，踩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他吩咐侦察员继续前去探查情况，并强调不必担忧骡马和物资会成为负担，只要确保人员能顺利通过就足够了。

没过多久，七一七团阵地的旁边出现了一条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小沟，只要找根绳子从十多米高的悬崖滑下去，就能悄悄进入一条敌人完全没有防备的山谷里。

王震亲自前往查看情况后，决定减少骡马和辎重的负担，并让战士们将绑腿解下来，拧制成一条条长长的绳子。经过两个多钟头的努力，全旅人员都拉着这些绳子，从陡崖上滑下来，穿越了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壑，最终成功进入了山谷。

然而，行进一段时间后，山的坡度猛然变得陡峭，直至山谷的末端，竟被陡峭的悬崖峭壁给阻挡住了。

和王震一起行动的前卫团里，他立刻在连队中挑出了一位名叫三虎的战士，这位战士以前还是个杂技演员，接着又选了几个体格健壮的士兵，他们叠罗汉般搭成人梯。到达崖顶后，把之前准备好的绳子放下来，战士们就顺着绳子一个接一个地爬了上去。

尽管王震年纪稍长，身形单薄，但他仍与大家并肩作战，拽着绳子艰难攀上了山巅。在黎明到来之前，全军将士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王震浏览完电报内容后，立刻带领队伍穿越山阳周边，朝商县的方向挺进。到了28日正午时分，三五九旅抵达商县，紧接着又收到了中央的新指令，要求他们在商县与宁陕一带，分散开来开展游击作战。

当天，旅部正召集团级及以上干部商讨关于研敬散活动的相关事宜，不料顽军两个团突然逼近，会议随即被紧急叫停，全体人员转而投入战斗，迎击逼近的敌人。

在向西行军的路上，第七一八团到达了柞水河区域，不料遭遇了敌军第一师的埋伏。在这次遭遇战中，该团的第二营副营长不幸阵亡，而营长陈海林也受了伤。

那晚，第七一七团在商县西南边的红岩寺安顿休息，不料再次被顽固敌军偷袭，旅行副政委李铃在亲自指挥反击时，左臂不幸受了伤。

王震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每当遇到艰难险阻，他更加重视群众纪律，认为这直接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

此次部队踏入绵延八百里的秦岭山区，四周尽是陡峭的高山和幽深的峡谷，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人口分布零散。加之敌军势力逼近，村民们早已纷纷逃离，不见人影。

部队时常一两天都没有食物可吃，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明显变差，生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许多战士饿得眼前发黑，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找根木棍支撑着，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前行。

王震也是一样，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他的坐骑在突围时也被迫舍弃了，只能饿着肚子，靠着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徒步前进。

他的胃不太好，自从这次突围开始，经常肚子疼还拉肚子，但他坚决不接受任何特别的优待，也不同意别人用担架抬他走。相反，他特别在意部队的生活状况，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筹集粮食。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压力，他总是想方设法派出队伍去抢夺敌人的粮草。只有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考虑从老百姓那里购买粮食，并且坚持做到买卖公平，让老百姓心里痛快。

鲍峪岭之战突破重围后，队伍饥肠辘辘，仍旧坚持在崇山峻岭间跋涉。某个午后时光，旅直属部队与第七一八团抵达了一个只有寥寥数间茅屋的小村落驻足歇息。

因为饥饿难耐，战士们只好把老乡家里能找到的食物都拿来充饥，连地里还没成熟的玉米杆和仅有手指大小的土豆，也都挖出来直接啃了。

这里住着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因为担忧将来的生计，找到王震，哭着跪在地上向他倾诉心中的忧虑。

王震一听就恼了，瞧见地里还有人挖着洋芋，一把抢过一个战士手里的步枪，对着人群头顶砰砰开了几枪，大声吼道：“都给我回去！谁让你们违反纪律的，我非毙了你们不可！”

大家默默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在这时，老警卫员李树森怀里抱着一堆准备用来编织草鞋的草，恰好从这儿路过。王震见状，怒气冲冲地拿起一根棍子，直接就往他屁股上招呼，一边打还一边恨恨地说：“连你也敢违反群众纪律！”

李树森是一位资深警卫员，在机关里上上下下，还有各团的许多干部，几乎都认识他。因为他总喜欢插手帮忙处理各种事务，大家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别名叫“指导员”，就连王震平时也叫他“指导员”。

他把草丢在地上，示意王震查看。王震二话不说，严厉地说道：“就是拿草也不行！”接着又是一棍打来。其他警卫见状连忙上前将他拽开。

这时，郭鹏和王恩茂都上前来劝解那位老乡，告诉他大家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饿得不行，不然怎么会连根带叶都直接生吃呢？说着，他们立刻拿出了10块银元作为赔偿。

老乡接过钱，嘴里念叨着：“钱可不是吃的，有了钱又能去哪儿买呢？”王恩茂安慰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多走点路，辛苦一趟到山外面去买吧！咱们人民军队会一直记得你的这份好意。”

王震这时心情平复了一些，他从兜里掏出一小段红蓝铅笔，说道：“朋友，我给你写个条子吧！”

王恩茂觉得红蓝铅笔不方便留存，于是把自己的钢笔递了过去，并让警卫员找来纸张。王震随即把皮包搁在腿上，拿起笔就写了起来。

接着，王震拿起红铅笔，在一张大布告上写下通知，然后把它贴在一棵显眼的大树上，好让每个路过的同志都能清楚地看到。

本纵队所有成员，都必须严守群众纪律，确保做到一丝不苟地不侵犯群众利益，若有违反者，将严惩不贷，直接枪决。王震

队伍启程后，行进了好几十里的路程，直至抵达一座巍峨的大山脚下，步伐才渐渐放缓。

王震猛地转身，大声呼唤：“指导员！”李树森闻声迅速回应，急忙奔了过去。

王震哈哈一笑，说道：“哎呀，指导员，我不小心打到你了，真是对不住啊！”他朝着行军的队伍，向李树森诚恳地道歉，那份直率与真诚，还有他那憨憨的样子，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李树森扮了个怪相笑道：“为了严明群众纪律，挨几下棍子也没啥大不了的。”

然后他很认真地补充道：“其实，不了解情况就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作为司令员，以后做事前得先摸清楚底细，别一冲动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就让王震、郭鹏、王恩茂以及周围所有能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声驱散了大家的疲惫，仿佛给正在爬山的人们增添了一股力量。

7月30日，三五九旅分成三支队伍，分别朝着镇安和柞水的方向进发，到了第二天，在镇安的东边集合，商定一起攻下镇安。

王震带领第七一八团，经过连续两天的快速行进，最终在8月2日成功攻占了镇安。

这一巧妙的行动，让敌人始料未及。胡宗南担心第三五九旅会穿越秦岭，进入关中地区，于是他将大部队部署在柞水等几个县。然而，镇安周边却防守松懈，那里的几个保安队，一经交锋就四散而逃，我军成功摆脱了后方的追兵，将他们远远甩在了一天多的路程之后。

当我军抵达镇安时，全城的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地敲起了锣鼓，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我们的到来。镇安这座城池，自中原突围战役以来，首次被我军成功收复并解放。

十二年前，在长征路上，红军第二十五军曾把镇安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那时候，镇安是鄂豫陕地区一块相对稳定的革命阵地，但国民党军队夺占后，当地百姓时常怀念起红军的好。

8月3日，王震召集人员在县大楼开会，商讨接下来的行动计划。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敌人形势严峻，于是决定把镇安、柞水和宁陕作为重点区域，采取分散游击的方式进行战斗。

王震对郭鹏讲道：“你们旅直机关的架子太大了，得把骡马、辎重这些累赘都甩掉，迫击炮也得处理掉，咱们轻装上阵，这样才能轻松地回到延安！”

随后吩咐道：“人太多一起走，目标显眼，转移起来不方便。徐国贤，你领七团走北边路线；何家产，你带九团朝南行进；我、郭鹏还有王恩茂，则带着旅直属部队和八团往东。咱们采取分散策略，各自为战。”

镇安、柞水、宁陕一带，坐落在秦岭的主干线上。当胡宗南得知我军占领镇安的消息后，他生怕这支精兵强将会在此站稳脚跟，进而威胁到西安和汉中，于是连忙下令，从东边和北边派出八个旅猛烈追击，同时从南边和北边又调来九个旅步步紧逼，妄图通过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方式，将我军一举歼灭。

三五九旅在攻占镇安后采取了分散行动，其中，旅部直属部队和第七一八团分别驻扎在三官庙与金钱湾，第七一九团则在王坪活动，而第七一七团则分布在黑山街与响马沟一带。他们先后成功地将前来进攻的敌人击退。

然而，敌军后续增援力量持续汇聚，步步紧逼我军，使我们面临着被敌军切割包围的严峻挑战，原先计划在镇安分散行动的部署，现在看来已难以顺利执行。

王震、郭鹏、王恩茂等人经过多次商讨后，作出了新的部署：第七一七团将继续独立行动，而第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则会合起来，穿越关口向佛坪地区挺进。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打破顽固敌军对我们的紧密包围，之后再慢慢向东扩展，逐渐接近中原军区的指挥中心。

8月8日，当第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行进到董家坝的时候，他们从南边发现蒋军的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已经从关口快速移动到贾家营，并且在道路两侧的高地上建立了防御阵地，阻挡了我军继续前行的道路。

当天午后，我军向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一直战斗到夜幕降临都未能取得胜利。此时，敌军的增援部队不断抵达战场。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我军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经由瓦房沟翻越山脉，利用敌军之间的空隙，穿过宁陕大道，最终抵达洋县下辖的华阳镇。

党中央仔细评估了这支队伍的当前状况，考虑到伤员数量不断增加，且有大量干部随队行动，认为继续与数量远超我们的敌人纠缠下去并不明智。于是，他们向王震发出电报，指示他立即组织突围，接着穿越秦岭，最终从陇东地区安全返回陕甘宁边区。

8月11日，副旅长徐国贤带领第七一七团朝着新场的方向进发，不料途中遭遇了顽军第八十四师的拦截。双方激战了两个钟头后，部队决定向东迂回，绕到了月亮坪，再经由李槽抵达了鸡公岭。

了解到太山坝和岭子口均已被敌军占据后，部队决定对岭子口发起冲锋。与此同时，敌军中的李槽部也从后面追赶上来，与我方第七一七团的第二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此刻，敌人顽固部队已经抢占了该团必经之路的岭子口，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根本上不去，导致我方的第七一七团被困在了深山里的峡谷地带。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第一营接到命令，在团队炮火的支援下，朝着岭子口发起冲锋，力求突破重围。

第九连一排的排长尹光谱，他以前是王震的警卫员，带着全排士兵主动请缨上战场。他们连着三次猛烈冲锋，成功占领了岭子口两边的山头，为部队撕开了一个突破口。紧接着，全团抓住时机，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沿着宁陕公路疾行，翻过了秦岭大山，终于甩掉了顽固的敌军。

在这次突围行动中，一营的教导员孙炳南和排长尹光谱不幸英勇献身。

穿越秦岭之后，通过副旅长徐国贤和团里领导的共同商讨，他们决定抓住关中平原此时防御薄弱的机会，从山上下来。

13号那天，团队下山，朝着位于周至县和眉县之间的五丈原进发。这一区域过去是我们的游击区，每到一处，当地的百姓都会主动给战士们送上吃的、喝的。

当队伍抵达咀头镇周边时，遇到了顽军主力的追击。在第三营的掩护之下，团队的主力成功撤进了太白山区，遗憾的是，第三营却被顽军的大量兵力给分隔开了。

这支部队多次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后，趁着夜色成功摆脱了敌军的纠缠。他们遵循徐国贤之前的指示，途径户县周边区域，径直朝着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县进发。

8月15号，王震带领队伍在华阳一带成功阻挡了两股顽固敌军的追击，他们翻越了一百多里荒无人烟的山地，终于在17日走出了茂密的深山，抵达了留坝县的江口镇。

自分开行动以来就断了音讯的第七一七团，传来了新的消息：他们已经抵达岐山的桃川地带，目前正在朝着官子山的方向挺进。

在江口，王震提出了一个回陕甘宁边区的方案：计划用五天时间，不间断行军，穿越宝鸡和凤县之间的川陕公路；然后再用七天时间，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防线，最终进入陕甘宁边区。

他的想法没问题，后来全都变成了现实。

根据这一安排，队伍紧接着翻越了高达80里上坡、60里下坡的玉皇顶崇山峻岭，直插凤县河口区域。

我军突然间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消失了踪迹，这让敌人一时之间搞不清我军到底去了哪里，他们就像没了方向的苍蝇，到处乱飞乱撞，忙得不可开交。

当我军准备北上返回的消息被胡宗南察觉后，他立刻命令第一二三师和第二十师从北向东转移，意图进行拦截；同时，他也让正在追击的六个师加速前进，企图再次在川陕公路以东将我军彻底消灭。

面对紧张的局面，王震下定决心，要在两三天内加速行军，赶在敌人包围圈还没完全形成之前，奋力突围出去。

自这次成功突围后，战士们时常饿着肚子翻山越岭快速行进，时刻准备着与前后夹击的敌军碰面，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仿佛是用鲜血铺就的道路。

许多人的衣物被荆棘和尖锐的石片撕扯得破烂不堪。有的人裤腿被磨得破败，有的人鞋底被磨穿，只好光脚走在山岩上，结果脚掌又被磨破，脚趾更是撞得血肉模糊，甚至化脓。许多人只能依靠拐杖，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行。

这支如钢铁般坚韧的队伍，历经了世间无比艰难的考验。要想成功回到陕甘宁边区，他们必须再次振作精神，完成最后的奋力一搏。

部队继续行进间，王震站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对着那群衣服破旧、手里拄着棍子、背上背着长枪的士兵说道：

为了拯救身处困境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鼓足勇气，顽强拼搏，开辟出一条胜利的道路，确保中国人民能够永远告别苦难的日子。

党和毛主席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誓要冲破重重困难，再次回到延安，亲眼见到毛主席！

这样如火般炽热的言辞，激发了革命战士满心的期盼，点燃了他们心中复仇的火焰，化作了一股推动众人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

8月20日，部队遵照党中央规划的路线，成功抵达了川陕公路所在地，而此时，行动缓慢的敌军尚未能将他们的包围圈收紧。

我军瞅准时机，迅速穿越敌人精心策划的包围圈，经由川陕公路上的黄牛铺与草凉驿两地之间的空隙，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向北疾行。

然而，行进在旅直部队后方的第七一八团第二营，突然间遭遇了敌方第一二三师前锋部队的夹击，与此同时，敌方的第一三五师也紧紧咬住我军尾部，穷追不舍。

唐纯锋营长指挥着二营勇敢地冲向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这时，一群敌军冲进了机枪排的阵地，与机枪排的战士们肉搏起来，最终，两架九二式重机枪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

这两把重机枪源自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它们伴随着部队四处征战，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全旅官兵视为荣耀与胜利的标志性存在。

营长一听战士大喊“重机枪被敌人夺走了”，马上下令要抢回机枪，并且亲自指挥一排战士冲向敌人的阵地。

士兵们纷纷挺身而出，满腔怒火地冲向敌人，举起刺刀与对手进行激烈的近身搏斗。

葛庆增这名战士，脚底板已经溃烂并且化脓，连行走都变得异常困难。然而，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勇猛无比地夺回了一挺机枪。

一番苦战后，我军成功从敌军手中抢回了两挺重机枪，并且额外获得了三挺机枪，还抓了几个俘虏回来。那两挺重机枪很快就被调转方向，对着敌人发射出充满怒火的子弹。

此时，已经越过川陕公路的第七一八团一营负责警戒的部队，在听到枪响后，立刻转身迅速前来支援。

他们朝着敌人倾泻了猛烈的炮火，成功阻止了顽军增援部队的前进。趁着这个机会，第二营的勇士们奋勇杀敌，士气高昂，一举穿越了川陕公路。

穿越川陕公路后，趁着敌军防线尚未稳固，我军于8月20日趁着夜色徒步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线，第二天即21日，顺利到达陇县的赤沙镇。

8月22日，中央军委给王震发来电报说：“得知你们已经成功渡过渭河，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关中、陇东的部队已经接到命令，会协助配合你们的行动。”

敌军火速调动六个师的兵力，乘着夜色用卡车运送到位，迅速布下了三道防线，打算将我们部队围歼在西兰公路的南边。

8月22日，我军从赤沙镇出发，朝着八渡的方向行进，不料在路上遭遇了顽军第一四四师的阻拦，于是我们改道向西，绕过了松树極，最终顺利到达了大底村。

第二天清晨，敌人从八渡方向朝我们发起了攻击，在部队转向西进的过程中，负责殿后的第七一九团不幸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

在群众的热心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一位老者为我们领路，穿越重重高山峻岭。随后，全团成员利用绑带连接成一条长索，从悬崖边缘缓缓下降。绕过隐蔽的大底村后，最终在石庄子成功与主力部队会师。

在我方部队朝甘肃张家川的马鹿镇开拔之际，敌军揣测我们或许会从平凉西面潜入陕甘宁边区，于是火速命令陇县北边的敌军向西调动。

8月24日，我们的队伍靠近了马鹿镇，却发现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占据了那里。尝试发起攻击但未能成功，于是我们决定绕过马鹿镇，经过上寨和下寨，继续深入六盘山区。翻越了连续四十多里的荒无人烟的山岭，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严家湾和白杨树沟，准备在那里扎营过夜。

25号那天，我们又冒着雨开辟道路，走走停停地沿着小路前进，等到达老爷庙的时候，不小心和敌军撞上了。

敌军人数众多，迅速逼近至距离王震仅200米处，情况万分危急。

王震依旧保持着冷静，他一边指挥着直属旅的士兵们勇敢抵抗，一边迅速下令，让后卫的第七一九团以最快速度跑步支援。

在一番奋勇激战之后，我军再次转危为安，打算经由花园磨和唐家河，前往华亭县的上关镇扎营休息。

此刻，队伍正一步步靠近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每位战士心中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并且坚信能够克服所有艰难险阻。

党中央预料到，敌人顽固派定会大批集结军队，沿着西兰公路设置一道严密的包围圈，意图对我军实施最后的围剿。

鉴于第三五九旅历经两个月的持续行军与战斗，已疲惫不堪且物资损耗严重，因此决定派遣一支由彭德怀率领的部队，前去支援并接应他们。

第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得知有兄弟部队前来支援后，士气大涨，他们加快了步伐，每天行进150里，计划在泾川和长武之间的瓦云寺一带，冲破顽军把守的西兰公路和泾河防线。

28号那天，我军行军到距离瓦云寺大约20里的地方时，被敌军的第一二三师给追上了，同时，敌军第二十八师也已经乘车到达了瓦云寺以及它东边的区域。

王震站在路边，朝着郭鹏喊道：“让九团过来！”一名参谋听到后立刻行动了。没过多久，第七一九团的士兵们遵从命令，迅速跑步到达。

王震瞧见第三营营长走在最前头，连忙下令：“快领着你的人找条路下到沟里，然后冲过到对面的公路上！”

营长领着队伍迈开步子奔跑而去。尽管公路就在对面清晰可见，可中间隔着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深邃沟壑，近在眼前，却难以迅速抵达。

当第三营正在从沟底奋力攀爬的时候，突然间被公路上疾驰而来的卡车上的敌军给察觉了。那些敌军慌忙跳下车，利用村庄作为掩护，迅速布防，把公路给封锁了起来。

第三营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战斗后，兵力大幅缩减，实际上仅剩下一个连的战士。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仍然勇敢地朝着敌人冲去，双方随即陷入了激烈的战斗。

旅行队伍逐渐步入堀边那狭窄的空间，人挨着人挤作一团。与此同时，敌人的增援部队正乘坐着一辆辆汽车，不断向这里赶来。

形势非常危急，要是敌人完成了包围部署，并迅速发起攻击，那结果将会十分严重。

王震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大声喊道：“各位战友，眼前就是最后一道坎了，只要我们冲出去，胜利就属于我们！”

随着一声吆喝，王震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他那高亢的呐喊在高原上回荡，响彻云霄，深深触动了指战员们的内心。

刹那间，众人积极响应，无一不勇往直前，紧随王震跃上土台，奋力拼杀。

众多队伍如潮水般汹涌而至，飞快跨越公路，犹如洪流奔腾，锐不可当。

敌人从未见过这般场景，惊得愣在原地。待他们回过神来，第三五九旅早已隐入了那片如翡翠般的高粱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震再次巧妙地摆脱了胡宗南重兵把守且急速调动的部队，在千钧一发之际，引领第三五九旅成功突围而出。

35载光阴流转后，当年负责最后撤出的第三营九连的连长秦玉萱，在回想起那段往事时，满怀深情地记录道：

那时候，敌人还没来得及布置好，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前面的敌人吓得手忙脚乱，胡乱开枪，后面的敌人连机枪都还没来得及架起来。而我们这个连，作为后卫部队，竟然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牺牲。

王震司令员把握住了绝佳的时机，但凡稍有迟疑，我们就无法通过西兰公路了。王胡子真是太神奇了，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他那一嗓子，愣是让我们两个团的一千五百人得救了。

穿越西兰公路后，经过一夜的急速行进，三五九旅的直属部队以及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在8月29日早上成功与陕甘宁联防军警三旅实现了会合。

8月20日，第七一七团的主力在太白山单独行动后，抵达了川陕公路旁。此时，顽军的多支部队正沿着公路行进，而那些在后面紧追不舍的顽军也即将到达。

他们瞅准敌军行军队伍中的空档，灵活果敢地穿越马路，结果导致追击的敌军与沿路行进的敌军之间产生了误解，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他们抓住机会逃出了危险区域，穿越西兰公路来到平凉以西的地方，并在9月8日与部队主力成功汇合。

三七一七团第三营在咀头镇与主力部队被顽军分隔开后，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快的路线，已经提前抵达了庆阳，但此时人数已锐减至八十人。

中原突围历经了63个日日夜夜，经历了90多场激烈战斗，马不停蹄地行进了5000多公里，最终，第三五九旅成功返回了陕甘宁边区。

在第三五九旅和警备第三旅成功会合的当天，党中央立刻向王震发送了祝贺电报，为部队顺利重返边区表示祝贺，并指示他先行返回延安，而部队则暂时留在陇东地区进行休整。

王震在庆阳稍作休整，安排好部队事宜后，便于9月12日，带着几名随同人员，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

正值秋天丰收时，天空湛蓝，气候宜人，田野里满是收获的景致。王震满心欢喜地望着一路上的山山水水，觉得既熟悉又温馨。

抵达延安后，王震没顾上回家，直接前往王家坪去找毛泽东。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王震心情无比激动，连忙敬礼并问好。

毛泽东心里异常激动，他紧紧抓着王震的手不放，仔细地端详着对方，好一阵子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王震那一头披肩的长发，消瘦的脸庞上布满了浓密的胡须，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这一切都似乎在向毛泽东讲述着他一路上经历的艰辛与困苦，以及那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旅程。

毛泽东眼眶湿润，连连感慨道：“王震同志，真是难为你了，难为你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接着，他与王震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时间持续了很久。

9月27日，三五九旅的战士和指挥员们满怀喜悦地重返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延安，再次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团聚。

延安的老百姓拉着“名震四方”的横幅，又唱又跳，用满腔热情迎接这支远征凯旋的英雄队伍。

9月29日那天下午，中央的领导人在王家坪的礼堂里，设宴款待了那些南下的团级及以上干部。

朱德在举杯庆祝时讲道：这一路，咱们从南打到北，又从中原突围出来，总共走了二万七千里的路程，大家真的很不容易，辛苦了。

王震随即站起身，谦逊地回应道：“其实也就走了二万二千里左右。”（他指的是，这个数字还没达到广为人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

这次远征，在中国军事历史上书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出席宴会的资深革命家续范亭激动万分，当场创作了一首诗来抒发情感：

王震将军并无翅膀飞翔之能，他带领的八千勇士，全凭双脚行走，历经重重难关与包围，都一一闯过，历经万里长征，历经百战，最终胜利归来。

众人听后纷纷拍手叫好，王震特地来到这位老友身旁，当面表达了他的谢意。

王震带领第三五九旅经历了南征北战和中原的艰难突围后，从1944年11月10日延安启程，一直到1946年8月29日成功返回陕甘宁边区，整个过程长达658天。

这次南下支队共5060名战士，单独深入敌人后方，长途跋涉上万里，这原本是军事上的一大忌讳。

尽管他们遭遇了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炮火连天，战马奔腾，却仍旧势不可挡，既能深入敌阵，又能全身而退，既打不倒，也拖不垮。

尽管数次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但最终都能转危为安，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在我国军事历史上，确实堪称一个非凡的奇迹。

要想取得成就，就得有所付出。南下支队刚开始时有5060人一同南下（其中包括南下干部），但当他们集体以原有编制返回延安时，仅剩下1893人，再加上后来陆续归队的，总共也就2200多人。